胃气以下行为顺，冲气以敛藏为常。张氏认为中风证“因肝火上升，恒引动冲气、胃气相并上升，是以其脏腑之间觉有气上冲也……此宜治以镇肝、降胃、安冲之剂，而以引血下行兼清热之药辅之”。因此，在治疗上除用镇肝降逆药外，十分注重降胃安冲，复利气血下行。其降胃安冲首选生代赭石，盖“其重坠之力能引胃气下行……更能引胃气直达肠中以通大便……兼能镇安冲气使不上冲……能制肝木之横逆，使其气不上干……更能引浮越之相火下行……其力能降通便，引火下行，而性非寒凉开破，分毫不伤气分”。一药而具平肝、降胃、安冲之功，为中风证治不可多得之佳品。其次选用生龙骨、牡蛎，因两者“皆善镇肝敛冲……敛正气而不敛邪气”。以上三药，降逆而不伤正，敛冲又不留邪，值得借鉴。
中焦为气机升降枢纽，故脾胃升降之功协调与否，对中风发病有一定影响。张氏指出“胃腑之气不能息息下行传送饮食，胃气不能下行，且更转而上逆，是以有种种诸病也”。说明中风证肝阳上亢，气血上逆，与脾胃升降密切相关。因脾气不升，胃气不降，失其转化饮食水谷之功，则停食生痰在所必然。鉴于此，张氏在中风证治中，常配伍生鸡内金、苏子、生山药等消食化痰之品，以斡旋中焦气机。推测其用意有二，一则通过消食化痰，使中焦气机升降复常，有利于肝阳平潜及气血下行，二则在于复健中气，避免大剂金石药重伤胃气，具有运脾健胃，斡旋中焦气机的治疗作用。对于临床习用金石类药而又忽略胃气者，应从中受到启迪。
中风证治以火热立论者，首推金元刘河间。张氏认为河间主火之说，“实激发于外感之风生热，内外两热相并，遂致内风暴动……所以河间独借白虎汤，以泻外感之实热”。与肝火上冲之病机有所不同。并进一步指出：“肝为将军之官，不治则易怒，因怒生热，煎耗肝血，遂致肝中所寄之相火，掀然暴发，夹气血而上冲脑部，以致昏厥。”因此，张锡纯在中风证治中，亦配伍清热泻火药，抑制肝火上冲。如镇肝息风汤方后注云：“心中热甚者，加生石膏一两。”即是其例。此外，张氏用镇肝息风汤，常酌加龙胆草、生地黄等，以增强疗效。可见，中风证治以清热泻火为法非张氏首创，但于镇肝息风方中配伍清热泻火药，则别开生面。
张氏认为中风偏枯有“脑中血管充血过度”与“胸中大气虚损过甚”的不同，故对王清任以气虚立论，重用黄芪峻补气分的观点，持一分为二的态度。指出：“若遇脉之虚而无力者，用其方（补阳还五汤）原可见效，若其脉象实而有力，其人脑中多患充血，而复用黄芪之温而升补者，以助其血愈上行，必至凶危立见，此固不可不慎矣。”强调补气活血法在中风治疗中有所针对，避免其以偏概全之弊。张氏运用补气扶正法有三个特点。一是辨证论治，首分标本缓急。主张脑充血兼偏枯者，先“将脑充血之病治愈，而肢体之痿废仍不愈者”，才能补气扶正，以助血脉流通。二是配伍补气扶正药，并非完全用于补虚，乃借方中行气活血之力，相辅相成，而达流通血脉之功。三是补气扶正与镇肝平冲、引血下行法合用，相反相成，而收流通血脉之效。张氏指出脑充血兼偏枯者，“欲化其瘀塞，通其血脉，正不妨以黄芪辅之。特是其脑中素有充血之病，终嫌黄芪升补之性能助血上升，故方中仍加生赭石、牛膝，以防血之上升，即所以监制黄芪也”。不难看出，张氏较王清任补气活血法有所发展，与其重用黄芪四两大补元气不同，若能结合运用，则相得益彰。
综上所述，张锡纯中风论治的特色，以理论衷中为前提，医疗实践作基础，继承前人用药经验，并有所创新与发展。因此，张氏提出的中风治疗大法，以及创制诸多行之有效的方剂，迄今仍有很大的实用价值，对现代心、脑血管疾病的研究与治疗，不无启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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